最近的熱播劇《小舍得》，是原著作者魯引弓繼《小別離》《小歡喜》之后的“小系列”第三部。其中聚焦的“小升初”“幼升小”話題幾乎一時間引發(fā)了全國觀眾對中國現(xiàn)行教育狀況的大討論。各大社交媒體上圍繞此劇的爭論不絕，出現(xiàn)頻率最高的關鍵詞是“販賣焦慮”。整個“小系列”將教育——這個最容易引發(fā)民生共振的話題貫穿始終，從留學話題到高考家庭的陣痛，再到如今《小舍得》里的“小升初”之難、校外補習之熱，嘗試全方位、多維度剖析當代中國家庭置身的教育困局。相較前兩部，此次改編自同名小說的《小舍得》評分顯得有些落敗。
悉數(shù)更多的負面評價和討論，對該劇更多的爭議主要來自于“粉飾現(xiàn)實問題”“負能量過重”“人物塑造樣板化”等，從這些聲音中不難看出越來越多的觀眾對現(xiàn)實主義作品更多的期待：不僅要提出問題，還要給出解決方案。但這似乎已經(jīng)超出了電視劇作為文藝作品本應承擔的功能負載，而這也正是當前現(xiàn)實主義作品面臨的共同困局。一方面在市場經(jīng)濟的大環(huán)境下，電視劇的商品屬性遠遠高于文學、電影等其他文藝樣態(tài)，任何一個創(chuàng)作者在面對任何一個題材時，都無法像創(chuàng)作紀實文學那樣在最大程度上還原和復刻現(xiàn)實。輕全貌、凸局部是逃不出的創(chuàng)作必然，所以《小舍得》中選取的夏家、米家、顏家為代表的三個中國家庭只能窺見一隅，無法概全，但這并不足以成為其“粉飾現(xiàn)實”的明證。相反，在劇中不少段落，創(chuàng)作者似乎是為了引起警醒進行了戲劇性的夸張，甚至可以說是矯枉過正。
劇中的顏子悠，從小就心甘情愿地接受“虎媽”田雨嵐的超前教育，早早地從起跑線就開始遠超同齡人，進行各種校外培訓班的金牌輔導，獎狀證書可謂等身，小小年紀就為父母在家長圈賺足了面子。即便如此，劇中的田雨嵐仍舊狹隘的切斷了兒子每周踢半小時足球、功課之余開展生物研究的科學興趣，作為企業(yè)高管竟不明是非，在兒子成績下降時，多處尋找所謂“補課大神”，尋機問道，最終顏子悠因為精神壓力過大出現(xiàn)幻覺被送進醫(yī)院的心理科，這才作罷。這當中有很多人物行動和角色的設定極不匹配，過度夸張和渲染成年人在面對子女教育問題時的反應，嚴重脫離敘事邏輯。
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南儷，從高舉素質(zhì)教育、主張讓孩子擁有多彩童年的佛系媽媽，在孩子某次成績下降后態(tài)度突轉(zhuǎn)，成為填鴨式教育的最忠實的擁躉，直到劇終時又因為疫情的到來而再次洞悉人生真諦：只要讓孩子身心快樂地成長就好，全面發(fā)展不必苛求成績高低。南儷連續(xù)兩次過山車式的“顛覆式轉(zhuǎn)型”都使得人物嚴重失真，成為了劇中的最大敗筆。
《小舍得》延續(xù)了“小系列”的煙火氣，很多戲劇沖突和主要場景都是圍繞飯桌展開的，而這也是中國電視劇最具代表性的底色之一——家庭聚餐是最適合表現(xiàn)家庭紛爭的時刻，餐桌上的美食賞心悅目，桌下暗流涌動，隨時擦槍走火。劇中多處推動戲劇高潮的段落都由外公南建龍家里的家宴所承擔，不得不說這是全劇最大的一個亮點，每一場團聚背后，都揭下了一塊遮羞布。
大概是為了實現(xiàn)電視劇里必不可少的“熱鬧”，劇中多次上演了以蔡菊英為代表的“市井廝殺”，在外孫的培訓班當眾抱老師大腿、在繼女南儷的公司當眾散播不實言論讓人難堪、跟蹤丈夫南建龍和其前妻撕打。而對蔡菊英作為市井潑辣婦女的屬性越加強化，就越讓人對南建龍的選擇感到費解：作為知識分子的他為何選擇在女兒即將高考時離婚，轉(zhuǎn)身迎娶蔡菊英——這位自己住院時才認識的護工。盡管劇中揭示了答案：南建龍在生命垂危時意識到自己內(nèi)心對伴侶的需要，是一個對自己知冷知熱，柴米油鹽的家庭婦女，而不是只會風花雪月、十指不沾陽春水的知識女性。但這個解答又在南建龍多次對蔡菊英的輕蔑和不以為然中讓人懷疑。
關于外公晚年情感簸蕩的部分在全劇占據(jù)了小三分之一的篇幅，在整體上嚴重拖沓了主要人物的行動，也大大稀釋了主要情節(jié)的價值。
《小舍得》像一把利劍刺痛了無數(shù)中國家庭在孩子教育成長路上的傷口，這本是一個好的開端，但又如多少現(xiàn)實主義題材作品那樣在創(chuàng)作的深度上止步不前，一方面妥協(xié)于資本市場，另一方面隔靴搔癢，永遠是無效但又安全的方式。(大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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